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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士編著年譜 文當以拱璧視之——讀衛洪平《張瑞玑先生年譜》

來源:中國新聞日報網 發布時間:2021-10-22 分享按鈕

 文/張 繼 紅

2020年1月,北嶽文藝出版社推出衛洪平先生編著的《張瑞玑先生年譜》。以我的淺見,這是有關清末民初山西文化人的第一部專業特征鮮明、内容極其豐富的年譜,有開創之功,真是可敬可佩,可喜可賀!

《年譜》問世,我友劉永傑先生得訊,欣喜異常,在疫情肆虐的春天,特别約請作者衛洪平先生到他的府上見面,對出版《張瑞玑先生年譜》當面表示祝賀,并就完善此譜提出寶貴建議。我有幸側身其間,得聞二位高見,受教良深,愈覺《年譜》可讀可味。

清末民初,是中國社會大動蕩的時期,群雄并起,思想活躍,潮流翻卷,泥沙俱下。那個時候,山西軍界、政界的人物就不用說了,文化界的名人,如洪洞王軒、張鐵生、張瑞玑,鄉甯楊笃、吳庚,晉源劉大鵬,代縣張友桐,太谷曹潤堂、趙鐵山,定襄牛誠修,平陸張貫三,芮城景耀月,榆次常贊春、常旭春,沁水賈景德,晉城郭象升,忻州梁碩光,河津李亮工,猗氏(今屬臨猗)王用賓,安邑景梅九,汾陽田潤霖,等等,可稱一時之選。他們對山西文化的貢獻,影響深遠,至今被人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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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玑先生(1872—1928)                            張瑞玑先生年譜

列數上述晉籍文化界名人,張瑞玑先生的學術成就并非最顯赫者,其中楊笃、王軒編纂了中國名志光緒版《山西通志》;郭象升是民國時期古文派的殿軍,有《古文家别集類案》《文學研究法》等著作;常贊春、常旭春、趙鐵山是書法界的魁首;賈景德是詩壇盟主。然而,當時山西,乃至國内政界、文化界,無論識與不識,無不敬佩張瑞玑其人。1928年,張瑞玑去世後,辛亥革命老人、文化界泰鬥章太炎先生親制《墓表》,有雲:“(張瑞玑)善詩書畫,自謂書不如畫,畫不如詩,詩不如其為人,蓋笃論雲。”由此,忽然想到晉人對清初傅山先生的評價:字不如詩,詩不如畫,畫不如醫,醫不如學,學不如人。清末民初,張瑞玑之為人,傅山之俦也。他們都身處改朝換代、社會劇烈動蕩的曆史時期,都表現出英勇無畏的精神,高超的見識,都做出義薄雲天的驚人舉動。

我以為,張瑞玑,國士也。

所謂“國士”,即心懷天下,舍身為國者。見證“國士之心”,一定是在天下動蕩、民不聊生的關鍵時期,挺身而出,為生民請命,為天下開太平,推動曆史進步。張瑞玑就是這樣的國士,立德在先,立功、立言俱有,倒是其次的。

張瑞玑懷“國士之心”,首先是以國家為重,敢自我革命。他生于晚清時洪洞縣的儒學世家,23歲中舉,32歲考中進士,35歲始任陝西韓城知縣,後依次在興平、長安、臨潼、鹹甯等地執掌縣印,尤其以文章受知于陝西布政使、大文豪樊增祥,治績顯赫,清名遠播,是當時的名縣令。其摯友猗氏(今屬臨猗)劉盥訓曾撰《老衡事略》說:“陝西紳民不信服大吏,唯信服君,有第一循吏之稱。”然而,面對晚清的社會衰敗,張瑞玑懷救國之心,創辦報紙《龍門報》《興平報》《興平星期報》等,宣傳新知識、新思想,且不避嫌疑,與革命黨人景梅九、胡景翼等密切交往。李金銘編著《辛亥人物景耀月》記述:“自同盟會成立後,革命之勢已是水到渠成了,軍民加入者尤多,以山西同鄉之誼,但做官的卻很少參與。(景)耀月動以同盟會宗旨,甚合張(瑞玑)意,同有反清之心,便以宰官身份宣誓加盟。”張瑞玑以知名縣宰而參與革命,以緻時人“目鹹甯縣署為革命機關”,在晚清官僚中,實屬鳳毛麟角,非有膽有識、愛國心切者,何達此境。

1911年10月22日(九月初一),陝西革命成功。張瑞玑之子張小衡在《先君事略》中記載,此日,“會于谘議局。會散,府君(張瑞玑)歸,适民軍自西城入,遇諸途,群呼曰:‘此滿洲官吏也!’欲刺之。府君解衣擲帽,大笑曰:‘吾久已不欲服此矣!’其統領官遽前止之曰:‘此清廉官,且同志也,勿得然!’衆亦笑而謝之。府君既歸,則民軍首領及張雲山等均已遣兵保護縣署矣。時秦人仇官甚力,省垣自府署以下無幸免者,獨鹹甯縣署得全。”

辛亥革命成功,山西革命黨電邀張瑞玑回晉,于是,張瑞玑“堅辭秦軍東歸”。不久,任山西财政司司長。

1911年11月9日,袁世凱任内閣總理大臣,15日,命張錫銮為山西巡撫,率第三鎮統制曹锟、第五混成協統盧永祥進攻山西。12月中旬,攻占娘子關。1月30日,盧永祥軍攻破趙城,即放縱部下肆意淫掠焚殺三晝夜,趙城一片狼藉。張瑞玑急急奉母避入深山,其家也遭搶劫,家什“蕩然無遺”。

盧永祥的暴行激怒了張瑞玑,他接連緻書張錫銮、袁世凱,緻書盧永祥本人,揭批盧部禍晉惡行。

緻張錫銮書雲:“十二月十一日,(盧永祥軍)長驅入趙城,昌言于市曰:‘奉大中丞(指晉撫張錫銮)命,趙城無貴賤老幼皆革黨也,剿殺無赦!’于是,淫掠焚殺,慘無人理。三日後,始飽載而南。其去也,車四百輛,駱駝三百頭,騾馬數千蹄,負包擔囊,相屬于道。”

又緻書禍首盧永祥,痛斥其禍害地方的罪行:“足下為滿清奴,為袁氏仆,受嗾噬人其本分也,固不足怪,獨怪中國何不幸生足下及一般盜賊也!子弟遺門閥之憂,則同族生恥;骨肉起幹戈之變,則路人寒心。足下及三省(指冀、魯、豫)之人,孰非我黃帝神農之子孫乎?瑞玑羞愧死矣!”

張瑞玑氣憤難平,更憂公道不彰,又上書内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自豫軍西入潼關,而潼關一隅無完土矣;自北軍(指曹锟、盧永祥部)背約入晉,而晉省财産無遺漏矣。淫殺焚掠,所過成墟。瑞玑蓋目睹之而身受之,萬不敢造謠生謗,以誣官軍并誣執事(指袁世凱)。今執事一再言之曰‘秦晉,土匪也’,瑞玑誠不敢為之辯。然奉執事之命而征土匪者,其為害百倍于土匪。以案情輕重之例較之,不知天下當指官軍為何物,并指執事為何人也!,,,,,,瑞玑目盲失鑒,而誤以執事為一世之枭雄,今而知執事枭則枭也,雄則未也。”

袁世凱得張瑞玑書,“立招其師,秦晉得完”(《西北革命史征稿•張瑞玑》)從此,洪洞縣鑄造了盧永祥跪地的鐵像,遭受萬人唾罵。

1912年,袁世凱欲竊取大總統位,張瑞玑憤而作《再上内閣總理書》,有雲:“夫所謂大總統者,全國人民所公認,非一人一家之私物也,一二人不能私舉,亦不能私與之也。直(今河北)豫議局及蒙古王公,代表其全地全省可也,不能代表全國。”又數落之:“執事政治之經驗,中外之聲望,瑞玑早見之聞之:在舊日政界中立于榮(榮祿)慶(慶親王奕劻)癡頑之班,誠首屈一指,以拟孫君(孫中山)殊覺不倫,月旦具在,此非瑞玑一人之私言也。”《西北革命史征稿》載:“人無敢議者,獨瑞玑之義聲震天下。”

張瑞玑以一晚清命官,敢于自我革命;見軍閥禍害地方,不顧自身安危,上書袁世凱,得以保全桑梓;袁世凱圖謀稱帝,怒而斥之;1918年,任國會議員,為民仗義執言;1919年,陝西南北劃界,因“德望夙著”,被南北雙方公推為監視員,折沖于樽俎之間。試看張瑞玑在清末民初的所作所為,莫非國士所為。

2020年,省會太原市中心的五一廣場開始改造。改造的關鍵工程,是要恢複老太原的地标建築首義門。

首義門原名承恩門,是明代初年太原城的南門之一。據傳,此門建成,長期封閉,太原人出入太原城南,均走大南門(即迎澤門)。1907年,承恩門忽然打開,官民通行。詭異的是,僅過4年,1911年10月29日,太原即爆發震驚四方的辛亥起義。起義軍在深秋之夜迅速穿過打開不久的承恩門,直搗山西巡撫衙門,取得勝利。随後,承恩門改名。突兀而起的城門的正上方,懸挂着一塊巨大的匾額,上書“首義門”,以此彰顯太原辛亥革命之首功。

讀衛洪平先生新著《張瑞玑先生年譜》,在1912年末這一條,赫然記載:“本年,太原承恩門改稱首義門,張瑞玑題額。”

太原起義,取頭功者衆多,為何首義門請張瑞玑題額?

這是一個謎。

讀畢《張瑞玑先生年譜》,心頭的謎團逐漸解開。我以為,張瑞玑,國士也。高懸在首義門上的匾額,要一位國士題寫,要一位有大德者題寫,方配得此字,懸得長久。當時,遍數晉省群賢,堪當題匾者,非張瑞玑莫屬;今日,思之再三,亦非張瑞玑莫屬。

衛洪平先生為張瑞玑這樣的國士編撰年譜,實在是大有功德的事,誠實可敬。其書當以拱璧視之。

張瑞玑畫《墨梅圖》(1914年)張瑞玑常用印章(部分) 誰園藏書樓,右側石榴樹相傳系張瑞玑手植

張瑞玑(1872—1928),山西省趙城縣(今洪洞縣趙城鎮)人。23歲中舉,32歲考中進士,35歲始任陝西韓城等多縣知縣。辛亥革命成功,山西革命黨電邀張瑞玑回晉,于是,張瑞玑“堅辭秦軍東歸”。不久,任山西财政司司長。 

張瑞玑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面對晚清的社會衰敗,張瑞玑深懷救國之心,創辦報紙《龍門報》《興平報》《興平星期報》等,宣傳新知識、新思想,且不避嫌疑,與革命黨人景梅九、胡景翼等密切交往。以知名縣宰而參與革命,在晚清官僚中,實屬鳳毛麟角。

張瑞玑為官數年,始終以國家為重,敢于自我革命,堪稱國士。在天下動蕩、民不聊生的關鍵時期,張瑞玑挺身而出,為生民請命,為天下開太平,積極推動曆史進步。袁世凱部第五混成協統盧永祥進攻山西,攻破趙城,放縱部下肆意淫掠焚殺三晝夜,趙城一片狼藉。張瑞玑接連緻書袁世凱,揭批盧部禍晉惡行。袁世凱得張瑞玑書,“立招其師,秦晉得完”。從此,洪洞縣鑄造了盧永祥跪地的鐵像,遭受萬人唾罵。袁世凱圖謀稱帝,張瑞玑怒而斥之。

張瑞玑先生是民國時的山西奇人,也是一位被埋沒的學者型官員。為官,為學,為人,應為當世之楷模。百年前他在趙城築“誰園”,作《誰園記》,一時傳抄紙貴;他還是一位書畫家。辛亥革命後,太原承恩門改為“首義門”,張瑞玑為題匾額。他擅畫墨梅,所畫者皆“胸中之梅”。張瑞玑還是一位藏書家。聳立于趙城汾河之濱的誰園主體建築,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藏書樓。(三晉出版社原社長兼總編輯  張 繼 紅)

《中國新聞日報》(2021年10月22日04 版)

責任編輯:李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