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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二○二三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

來源:中國新聞網 發布時間:2023-01-16 分享按鈕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今日(一月十六日)主持二○二三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并于愛丁堡廣場檢閱香港警察儀仗隊。

本網1月16日訊  香港政府新聞公報獲悉,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今日(一月十六日)在二○二三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發表的演辭全文(中文譯本):

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法官、各位尊貴的嘉賓、女士們、先生們:

我謹代表香港司法機構熱烈歡迎各位出席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我很高興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經過新冠病毒病疫情影響後,事隔兩年能再次在大會堂舉行。這項一年一度的重要典禮讓公衆聚焦法治與司法工作,以及司法機構在當中的關鍵角色。司法機構在我們社會肩負的角色,正是我今天演辭的主題,此外我亦會概述兩項新的措施。

公衆充分理解司法機構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之下肩負的角色,至為重要。誠如習近平主席早前明确指出,該制度将跨越二○四七年,維持不變。社會對司法機構的角色有正确的了解,才能夠在适當的基礎上監察和審視司法工作,并對法庭的裁決提出有意義的評論或意見,以及作出有助我們改進工作的具建設性建議。這一切均有助增強公衆對法院和司法制度的信心,從而強化對法治的信念。相反,對司法機構肩負的角色存有不準确、不完整甚或錯謬的理解,往往會導緻對法庭的判決有錯誤或不恰當的批評,甚或是對法官進行人身攻擊。對司法職能的誤解,有時或會使人對法庭抱有不能亦不應予以滿足的不切實際期望。這不利維持公衆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亦無助于維護法治。

司法機構在我們社會上的主要職能是甚麼?我将從三方面闡述。

首先,司法機構的首要角色在于維護法治,以及嚴格依照法律執行司法工作。這是司法機構最重要的職能,法院必須妥善履行;而司法機構必須享有司法獨立、不偏不倚,以及行事具有成效,方能發揮這主要職能。在審理案件時,法庭的責任是根據庭上的證據诠釋及應用法律。不論與訟雙方是個人或企業,抑或與政府有關連;亦不論案件屬民事、刑事性質,抑或是公法的争議,法庭都必須一視同仁。在法律面前,衆人皆平等。受刑事控告的人,未經證明有罪以前,均假定為無罪。每人皆享有公平審訊的權利。

在此值得一提,是否訴諸法庭,以及甚麼案件訴諸法庭,并非法庭所能控制。這完全取決于争議各方;而就刑事案件而言,則取決于檢控當局和執法機關,法庭并無選擇可言。案件一經提交法庭,法庭就必須嚴格依法處理。

法官執行司法工作時須摒除個人的觀點。他們的角色并非要重新制定他們須引用的法律。他們亦不能僅應用相關法律中他們所認同的部分。司法誓言規定法官必須忠誠引用法律,個人觀點和偏好并非考慮因素。因此,任何人若有充分理據,絕對可以批評法庭或法官錯誤引用法律。然而,純粹基于不喜歡或不同意法官所引用的法律而對法官作出批評,則實屬錯誤。稍後我将會闡釋,法官并不立法,而是按其司法誓言所規定依據法律斷案。

所以,法官對後者那類批評不予理會,繼續履行其職責,實屬理所應當。就這方面,在過去數年,我們的法官在處理一些備受公衆甚或國際注目的案件時,均發揮高度專業精神。他們不論是否《香港國安法》指定的法官,都依據席前的證據,盡其所能忠誠地引用相關法律判案,值堪特此予以充分肯定。

有些時候,一些對司法判決的意見隻是反映了對審理案件的程序了解不足。法官透過将有關法律應用于在其席前提出的事實及證據執行司法工作。在訴訟中,例如論據的提出、舉證責任和标準,以至證據的可接納性等,均受确立已久的程序及證據規則所規範。這些程序和證據規定,與實質法律一樣,對法庭具有約束力。在我們的對訟式訴訟制度下,訴訟雙方就提出論據和證明的角色至為關鍵。明顯不過,争辯論據的陳述或呈堂證據的質素對訴訟結果具重要的影響。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被告人因庭上的證據在證明其罪責方面出現合理疑點而獲判無罪。

對法庭裁決另一類常見的批評,源自批評者未能理解很多争議涉及不同的權利或利益。公法案件中很多法律争議,尤其是背後涉及社會、經濟或政治議題者,牽涉各種對立或互相角力的權利或利益。法庭作出裁決必須全面權衡這些權利及利益。法庭經權衡各項考慮因素後作出的判決結果,不一定令每個人甚或任何人滿意。别無原因,全是因為當中涉及不同持份者和不同利益。這并不代表法庭未有盡其職能,公平公正地執行司法工作。

以上亦帶出司法機構在社會肩負的第二個角色,即維護基本權利。維護基本權利是法院的職能。這是香港奉行法治的重要一環。在香港,基本權利載列于《基本法》第三章及獲《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段賦予憲制确認的《香港人權法案》。對于這些重大的基本權利,法院必須小心翼翼地加以捍衛。

對于基本權利,法庭固然應該而事實上亦給予寬松的诠釋,但大部分基本權利都并非絕對的權利──在顧及他人或公衆利益的情況下,基本權利可予以相稱的限制。

基本權利是香港每一個人平等享有的。在行使權利或請求我們的法院強制執行權利時,他人的相關基本權利同樣必須予以考慮和尊重。就此而言,一般所指的「公衆利益」可簡單理解為:社會其他人士或部分人士享有的基本或其他權利及利益的總和。正如上文所闡釋,當遇到牽涉對立或互相角力的權利及利益此等常有的情況,法庭必須權衡這些對立的權利及利益,從而作出最能落實這些權利及利益的決定。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法庭最終的職責是嚴格依照法律──包括所有對法庭具約束力的法律──執行司法工作。此外,法庭的司法管轄權及審判權有其範圍。當基本權利受限于對法庭具約束力的法律,或受限于法庭不具司法管轄權予以複核的法律時,法庭須依循有關法律,接納其司法管轄權方面的限制,并按此妥為執行司法工作。

法院肩負的第三個角色關乎其在普通法制度下制定法律的職能。根據我們的法律體制,法院,尤其是較高級别法院,不時會因應案件的具體情況制定法律。當出現未有任何具約束力的法律或判例涵蓋的新情況,法庭可在适當的情況下,藉着采納及引用相若判例,并據此類推,制定及擴展法律。再者,最高級别的法院亦不時會認為某個案例不再正确,有必要重新述明或更改有關的法律。普通法以這個方式,随時間逐步發展,陳舊及過時的案例遂為更切合現今情況的新案例漸漸取代。

然而,我們不應誇大法院制定法律的角色。在大部分我們法院審理的案件中,法庭的工作是诠釋及應用成文法律,或是引用适用于處理庭上争議的具約束力案例。法庭因應情況所需,可給予成文法律與時并進或「更新」的诠釋,以涵蓋自有關法律最初訂定後發生的變化。但大前提是,相關诠釋須符合立法原意,同時不會強行扭曲法律條文文意。法庭斷不可以此作為立法機會,或換句話說,不可藉此彌補法律中被視為不足之處。這不是法院的職能,而是立法機關的職能。同樣,法院視為「活的文書」的《基本法》條文,亦可因應情況所需,獲賦予切合現時情況的涵義。然而,有見其憲法地位及重要性,法院在給予《基本法》作為「活的文書」的诠釋時,會格外審慎。

在概述了司法機構三大職能後,就甚麼不是司法機構的角色給予闡釋,或許同樣具啟發意義。首先,除了剛才提及,法院在發展普通法時所擔當的一個有限的制定法律角色外,立法并非法院的角色和職能;更确切地說,法院的責任是應用法律。尤其是香港的成文法律是由立法機關或其他獲轉授立法權力的團體或人士訂立,而适用于香港的國家法律,則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其常委會頒布。法院并不訂立成文法,而事實上亦完全不參與成文法的立法過程。法院的角色是忠實地應用法律。

第二,法院的職能不是制定公共政策或作出政治決定。制定公共政策和作出政治決定,是政府管治香港的功能和職責的一部分。隻有當某項政策或決定在法庭訴訟中被質疑是否符合《基本法》或《香港人權法案》,或在公法下是否合法或合理,法庭才需扮演其角色。法庭在所有這類訴訟中總是聚焦于政策或決定的合憲性或合法性,而非它是否可取或其利弊之處。誠然,法庭的判決有時無可避免地會産生政治影響,但這并不意味法庭在裁斷争議時所作的是政治決定,或以政治而非法律作判決,更不代表法庭在政治上介入制定或廢除任何政府政策的事宜。

剛才我所提出的兩點是建基于一個更重大更基本的原則:就是法院必須尊重并且維護國家憲法底下香港特别行政區的憲制秩序。簡而言之,司法機構是憲法底下香港特别行政區憲制架構的一部分,其角色在憲制架構下已有嚴格界定和規管。憲制上,《基本法》第二條具體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别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包括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十九條同樣賦予香港特别行政區獨立的司法權,以及指定香港特别行政區法院作為在香港行使獨立的司法權的機關。因此,《基本法》和香港其他相關法律已規定并界定了法院的司法管轄權。法院有責任充分行使其司法管轄權,處理屬于法院管轄權範圍的案件。然而,同樣重要地,法院不能僭越《基本法》或是憲法賦予其他機關或團體的職能、權力或管轄權,或試圖行使未獲賦予的司法權。

這情況并非香港獨有。在其他有成文憲法的司法管轄區,法院的司法管轄權和定位完全取決于憲法的規定,憲法規管法院能做甚麼和不可能做甚麼。在一個沒有成文憲法而立法機關是至高無上的司法管轄區,法院不能質疑立法機關選擇頒布的法律内容,而其司法管轄權範圍最終亦是由立法機關所決定。

在結束這部分的發言時,我隻想重申,我們的社會對司法機構的角色和職能有清晰準确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這最終有利于維持公衆對法院以及對香港所奉行的法治的信心。

至于司法機構的優化和更新方面,正如我剛才所說,司法機構必須保持為一個現代并與時俱進的司法機關。這也是維持公衆對法院信心的重要一面。過去兩年,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包括完善司法機構處理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行為的投訴的機制,發表新版的《法官行為指引》,訂下法官頒下判詞的時間表,推廣遙距聆訊以及加強我們的司法培訓和交流。家事法訴訟的程序改革已進入後期階段,而更多有關調解的措施也正在籌劃中。

除了此等措施,我亦在此簡述另外兩項我們正積極探讨的措施。第一,是現場直播選定的司法程序。司法公開是維持公衆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及維護法治的關鍵。在司法公開的原則下,除卻有正當理據的少數例外情況,司法程序應該在容許公衆旁聽下透明地進行。這既可保障出庭人士的權利,亦可教育市民大衆認識司法程序,從而減少出于不了解或是不準确的評論。随着科技的發展,以及鑒于法庭座位數目有限和公共衛生的考慮,為進一步增加法庭程序的透明度及加強公衆對司法程序的信心,安排現場直播司法程序是順理成章的發展方向。盡管如此,妥善執行司法工作,始終是首要和淩駕性的考慮因素。并非所有司法程序都适合現場直播。刑事審訊,尤其是有陪審團參與或涉及易受傷害的證人的審訊,未必适合沒有設限的直播。另一方面,現場直播上訴程序,尤其是終審法院的聆訊,則有強大的支持理由。即使如此,仍必須深思慎慮一些合理的關注,包括直播内容可能被不當使用、法官或法律代表被「起底」等。

基于上述和其他方面的考慮,我決定在司法機構成立工作小組,由一名資深法官擔任主席,就現場直播法庭程序方面的指導原則及施行細節進行研究,以期若情況合理可行,于今年内至少就部分法庭程序或于某些法院級别推行現場直播。

第二項正在考慮的措施是關于我們的信息科技策略計劃。我們自去年已分階段推出電子訴訟系統。目前這個新的電子訴訟系統是作為傳統紙本系統的替代選項。法律界和其他人士對采用此新訴訟平台的初期反響較慢,這是可以理解的。司法機構當然會繼續提供支持服務和加強推廣,以提高使用率。然而,公衆絕對有權期望在法院運作中更快、更廣泛地應用科技。我認為現在是合适時間為推動邁向電子訴訟的目标跨出更大一步。我無意淡化轉變帶來的短期不便和所需的文化改變,但我強烈促請法律界積極考慮轉用電子訴訟系統。為達緻以電子平台成為主要訴訟系統的最終目标,我們正考慮訂定目标時間表,例如以新系統有關部分推出後三至五年為期,規定所有有法律代表的訴訟人,除非在特定的情況下另有豁免,否則必須以電子形式進行訴訟。我們當然會全面咨詢法律界及其他持份者,并會确保市民向法院尋求公義的權利受到保障。我們的法官和支持人員亦會獲得足夠支持和培訓以便适應有關發展。我深信在現今的數碼年代,這是實現訴訟模式現代化的重要策略方向。畢竟,現代化的司法機關除了必須享有司法獨立、不偏不倚,還要具效率及效益。這是我們的目标和抱負,我們會一直秉持。

最後,我謹祝願各位與家人在二○二三年身體健康,喜樂滿懷。農曆新年将至,我祈願在座各位春節幸福。多謝各位。 

責任編輯: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