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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長霞式優秀公安局長”伍建利掃黑成績卓著,強調自己辦案均在法律框架内

來源: 發布時間:2022-05-02 分享按鈕

20年前的中國警界出了一位知名公安局長,在2018年底榮獲改革開放40周年政法系統新聞影響力人物的任長霞,她先後打掉了7個涉黑團夥,帶領全局民警破獲各種刑事案件2870多起,抓獲犯罪嫌疑人3200餘人,被譽為警界女神警。在浙江省台州市也出現了一位從警30年的“老公安”,在三地當過公安局長的伍建利,雖然比2001年就擔任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長的任長霞從時間上晚了八年,但在局長任上和任長霞一樣有着可圈可點的政績。

榮立過一等功,曾被稱為台州百姓的“保護神”

據網絡媒體報道,在任職台州前,伍建利在家鄉溫州工作了23年。從溫州市人民警察學校畢業後,伍建利就進入警隊,在瓯海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和藤橋派出所見習,此後在溫州市公安局瓯海區分局、溫州市公安局及溫州市看守所多個崗位任職,積累了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2009年1月,伍建利調任文成縣委常委、公安局局長;兩年後又調任樂清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長。2013年12月,溫州籌建浙江安防職業技術學院,伍建利調任黨委書記。5個月後,他升任浙江省公安廳監管總隊總隊長。在省公安廳工作近3年後,2017年2月,伍建利調任台州任副市長兼市公安局局長。一個月後,他就雷厲風行鐵腕掃黑除惡,在台州市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平安台州2017系列行動。

“決不讓台州成為違法犯罪窪地,決不讓重大惡性案件奪走百姓的生命,決不讓黑惡勢力帶走群衆的幸福!”2017年3月3日,在台州市公安局誓師大會上,伍建利首次亮劍:打霸拔釘、治亂除患、護航發展,當着全市1500名民警、市縣領導的面公開承諾。行動3天時間裡,台州市連續打掉涉惡團夥8個,抓獲違法嫌疑人383人、犯罪嫌疑人91人。伍建利說:“台州市‘打霸拔釘’堅決實行‘五個一律’,全過程公平、公開、公正,隻要我伍建利在任一天,對惡勢力刑事案件一起也不姑息,歡迎大家舉報、監督。”

自1990年8月參加公安工作以來,伍建利榮立過個人一等功,被公安部評為“任長霞式優秀公安局長”“全國優秀人民警察”。伍建利還被稱為“網紅公安局長”,一直受到市民和民警的熱捧。伍建利始終将保護普通市民的生命财産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台州流傳着三不怕:小孩遊泳不怕溺,開門不怕有賊偷,走斑馬線不怕被車撞。伍建利給老百姓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安全感,他成為台州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被稱為台州百姓的“保護神”。

伍建利對基層民警、輔警也一直很關愛,2017年,在伍建利的主持下,台州市公安局出台了為民警維權工作實施意見,要求對被侵害的民警要第一時間維權、第一時間慰問、第一時間發聲;與律師合作,為民警提供法律咨詢;成立了警察協會,加強對民警的撫恤和保障。

伍建利認真執行中央“掃黑除惡”的命令,敢作為,有擔當,不畏豪強,不怕被打擊報複,發起了“打霸拔釘、除患治亂、護航發展”行動,打掉了一大批黑惡團夥,抓了别人不敢抓的黑惡勢力,關閉了有黑惡背景及幹部家屬持幹股的娛樂場所、洗黑錢的網貸公司,因而得罪了黑惡勢力的保護傘,遭到了黑惡勢力及腐敗利益集團的圍剿。

200萬元是分紅不是受賄,當事人不知情

伍建利的職業生涯在2020年發生了劇情反轉。據伍建利家屬提供的材料獲悉,2020年6月23日,布控三年的台州掃黑除惡第一案“6.23特大涉黑案件”開始正式收網。8月2日正當該案打傘破網攻堅之時,伍建利突然被浙江省紀監部門留置,該案不了了之。

2021年2月2日伍建利被刑事拘留,同月8 日被逮捕。2021年11月22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21)浙09 刑初21 号作出判決,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和徇私枉法罪判處伍建利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人民币40萬元,但法院同時也指出伍建利有立功表現。面對8年刑期,伍建利認為自己是現代窦娥,因為最終定他受賄200萬元的罪名完全不實。

伍建利貪腐的最主要涉嫌罪行是他嶽父黃某某在溫州一家房産公司的600萬元投資,最終分紅得400萬元。一審判決認定這400萬中有200萬是正常分紅,還有200萬是屬于多分紅。而伍建利及其律師認為這400萬元都是正常分紅,所有參與投資的人都是按照這個比例分紅的,伍建利本人事先并不知情。

據悉,伍建利的嶽父黃某某投資的錢主要是伍建利嶽父用自己的房子抵押貸款後在溫州李某某的名下投資某房産項目,該項目主要投資方是三方,三方協議明确約定,股東自有資金7個億,不足的資金由公司對外融資,也可以借給公司,但明确約定隻是借款,不得調整公司的股權比例,而且約定了借款利息。事實上所有的股本金以外的款項,公司記賬也是借款,房産公司也是支付利息,記賬還款憑證也是臨時借款和利息,公司審計也是借款利息。但監管部門通過對公司股東的筆錄,把這個公司借款變成股東增加投資,伍建利嶽父的600萬股權被稀釋,最終正常的分紅400萬元變成200萬元。

伍建利認為,“這200萬就成了受賄款。所有的白紙黑字的合同、記賬憑證以及其他人的分紅都證明是無罪的,但口供中全變成了增資,變成多分了。律師對證人的取證中證人已證實是借款。”

伍建利在自述材料中寫道,自己是因為掃黑先鋒被人報複。在某涉黑的案子中,伍建利已經查獲了7張送禮清單,涉及某些領導幹部。就在他要進一步打傘時自己突然被監委留置,案件停止深挖。伍建利自認為是業務幹部,掃黑先鋒也是根據中央和公安部的指令,自己是領全國風氣之先,後面有輿論報道他也是組織安排的,并非自己高調。

不存在濫用職權問題,黨委會重大議事規則是集體負責制

據了解,2017年5月,市政府将電瓶車物聯網納入民生辦實事工程,具體由市公安局牽頭,經市局黨委會研究決定,由大華公司承建,改換原先一直在建但工作已基本停滞的台州智慧公司。通過半年多的建設,台州徹底解決了曆史“三多”問題,消防問題全部杜絕,交通事故從每年死亡達450人,下降到100人左右,盜竊案件從每年達兩萬宗到現在不會超過兩三百起,社會反響非常良好,真正實現了民生工程。

在項目建設過程中,伍建利不知道妻弟黃某某和其他股東從大華公司處簽訂承建合同,也沒有在建設過程中利用職權予以關心、照顧,為其謀取利益,所有的行為都是集體決定。一直到次年即2019年3、4月份,伍建利才知道妻弟參與項目,當即責令退出,不允許其參與其他任何項目。但監察部門将伍建利的工作擔當,當成了濫用職權。  

上屆黨委決定的台州物聯網建設是2016年5月,一直到2018年2月5日黨委會決定才改為大華承建,何來在2017年下半年決定更換原公司為大華承建?指控認定伍建利在2017年下半年決定更換原公司為大華承建。

2月5日的黨委會議程是根據市委書記的指示精神來進行的,所有的具體方案、工作措施、要求,全部由市縣兩位副局長牽頭研究讨論,提出的按程序提交黨委會集體決定,黨委會的重大議事規則是集體負責制,黨委會沒有違反或超越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而使用手中的權力,更談不上是伍建利的個人行為,完全不符合濫用職權的要件。

針對指控利用職權上路攔車安裝等問題,伍建利根本沒有要求這樣做。一是物聯網建設具體的方法、措施要求,由兩個專班按黨委會的要求執行。如果執行中有偏差也是專班的一些工作過錯,也有直接責任、領導責任之分,但伍建利沒有具體管過專班的工作。二是當伍建利知道後明确制止。特别是對仙居的上路攔車輿情明确告訴過仙居的陳姓領導:如群衆有意見,仙居就不要建設了。但陳說“縣委縣政府非常重視,一定要納入全市一盤棋,輿情是個别的,一定會處置好。”

對2018年9月省廳的通報執行情況,伍建利依規執行,根本不存在對指令變現考核這一指控。市局消防處陳處長向伍建利彙報,伍建利非常明确要求不折不扣地執行有關要求。最終,知曉率怎麼評價也是物聯網建設全部完成後的整體工作的評估,不存在變相考核的推進說法。

徇私枉法問題不存在,屬于是在法律框架内辦案

伍建利在伸冤信中寫道:“我在縣市公安局崗位上從未枉法過,省監察部門查了六個月,涉及所有案件,其中認定的省軍區周副司令員的吳海林涉稅案投案自首一事,是一起再普通不過的案件。2019年9月11日,周介紹吳海林投案,正值全國清理網上逃犯專項行動,全市都在動員勸投,故我欣然答應并交代經偵林支隊長如符合條件可依法予以取保候審。因是天台縣主辦,吳海林投案因沒坦白被刑拘,10月7日,周發短信叫我了解一下吳海林的情況,我于10月10日給林打電話了解吳海林的報捕情況。第二天林向我彙報,他認定證據不足逮捕不了,我特地問天台局意見,他們想先報捕,故我明确告訴林,依照天台局意見依法辦理。10月18日,因證據不足,檢察院不批準逮捕予以取保,我回複了周後也再沒聯系了。在此期間,周另外一朋友趙鋒鋒涉案,周從未交待過,我也根本不清楚具體情況,特别是9月18日已批刑拘,由于林認定證據不足,沒必要予以刑拘,故予以撤銷,我根本不知道。10月15日我才聽天台局長和我講起趙鋒鋒涉案一事,于是我說案件隻管依法辦理,不要簡單地采取羁押性刑事強制措施;這也是我平時要求下屬辦案需依法、規範、謙抑的司法政策,嚴防濫用措施,此案也從此未再過問。”

伍建利認為自己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渎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标準的規定》關于徇私枉法罪的定性,。法院認為伍建利基于他人請托多次聽取案件彙報,明知吳海林和趙鋒鋒有罪仍幹預案件辦理,影響了案件辦理。但伍建利認為并不符合事實,一是他不明知吳海林和趙鋒鋒有罪,隻是知道有個老闆要投案自首,至于是誰、犯何罪?他一點都不知情。二是伍建利并沒有明确表示應對吳海林直接取保候審不予報捕和反對對趙鋒鋒采取羁押性措施。

伍建利一直強調在法律的框架内處理案件,不能越過法律處理案件:“我對于吳海林投案的行為,态度是如果符合取保候審的條件,可以對其依法予以取保候審。也就是說,我沒有枉法的行為,其一直強調的是“依法辦”。作為公安局長,交待辦理一個嫌疑人的投案行為,本身是在其正常的履職範圍之内的,是符合法律規定的,不應認為是枉法行為。”

五名法學專家教授對兩項罪名認定不成立

2021年10月15日,北京大學召開了一場法學專家論證會。來自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法學院、清華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和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的專家教授就起訴書中對被告人伍建利涉嫌受賄罪、濫用職權罪的事實認定、法律适用是否正确、合法進行了專業而詳實的論證。與會專家聲明表示:本專家論證意見系從證據、事實、法律角度所做的論證意見。本論證意見在如下假定成立的基礎上形成:1.案卷材料的複印件與原件完全一緻;2.案卷材料複印件的所有簽名、印章和戳記是真實的;3.委托人的介紹是客觀真實的;4.案卷材料的所有内容及委托人的介紹能夠比較全面、客觀、真實地反映案件情況。

與會專家在仔細查閱本案證據材料、訴訟文書的基礎上,認真聽取了辯護律師對案件情況以及存在争議問題的詳細介紹,經過細緻研究、分析和讨論,提出了以下論證意見:

一個是關于受賄罪。起訴書對伍建利采用“少出資多分紅”的方式收受李金隆200萬元的指控與事實嚴重不符,控方以案發後取得的言詞證據否定案發前形成的大量原始書證,違背生活常識、商業準則與證據運用的基本規則。對黃某某獲得的400萬元的定性關鍵在于中央湖公館項目第二期資金7.1億元的性質,如果第二期7.1億元是股東對項目公司嘉信公司的第二期投資,黃崇弟沒有追加投資卻分紅,屬“少出資多分紅”,伍建利涉嫌受賄。反之,如果中央湖公館項目第二期資金7.1億元是項目公司嘉信公司借款,黃崇弟就沒有追加投資的義務,其分得的200萬元就是合法收入,故不屬于受賄。

控方出示的證明第二期資金為股東投資款的證據都是言詞證據,且這些證據相互矛盾,不能否定能夠證明被告人無罪的大量原始書證以及能夠與這些原始書證印證的言詞證據的證明力,不能證明中央湖公館項目的第二期資金為股東出資。辯方收集到的多份證人證言能夠與上述書證相互印證,證明中央湖公館項目第二期資金為項目公司(嘉信公司)向邱曼莉等的借款,而非股東對項目公司的投資款。控方證人對上述數十份書證的颠覆性解釋存在嚴重矛盾,與書證所證明的客觀事實不符,不具有可信性,不能證明中央湖公館項目第二期資金為股東對項目公司(嘉信公司)的投資款。尤其本案的書證是案發前在商業、融資(借款)過程中形成的,而且涉及的标的額非常大,達數億元甚至數十億元,每一個字句的差錯都可能意味着巨額的财産得失,因此各方當事人肯定會反複推敲、審核相關文書、資料,因而在此過程中形成的書證可靠性是極高的。

關于濫用職權罪的問題,與會專家教授通過論證指出,根據起訴書的指控,伍建利在推進電動車物聯網項目建設期間,同意并授權其妻弟黃某某提前與大華公司商洽合作事宜以便從中牟利。伍建利在決定和推動項目過程中,以權謀私,不正确履行職責,導緻出現網絡負面輿情、省級媒體關注等後果,嚴重損害政府公信力,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但本案證明被告人伍建利濫用職權與妻弟黃某某事前溝通的證據系孤證,有大量證據證明伍建利推進電動車物聯網建設沒有濫用職權,少量輿情的出現與伍建利推進電動車物聯網建設沒有因果關系。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5條對口供補強規則作出了明确規定:“隻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在本案中,證明伍建利與妻弟黃某某存在事前溝通的證據隻有被告人供述,據此作出有罪認定也違反了口供補強規則。另外,有大量證據證明被告人伍建利推進電動車物聯網項目系市委、市政府作出的決定,實施程序合法,沒有濫用職權

綜上所述,起訴書指控伍建利采用“少出資多分紅”的方式收受李某某200萬元的指控與事實嚴重不符,這200萬元系合法分紅,不構成受賄;在案證據不能證明被告人伍建利濫用職權行為以及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其不構成濫用職權罪。

伍建利案下一步何去何從,未來的走向如何?鑒于控辯雙方和法學專家紛紛從自己的角度進行了闡述,最終的結局目前還是一個謎!(朱軍)

責任編輯:武夏